可以说,我为家乡上犹树起一块文字纪念碑。二对于我,
“在地”的田野作业就意味启动了对所在地上犹的研究。直观地说,
从若干不会说话的历史留存物(比如古道、古桥、老屋、农具、家具),
并不能了解更多的东西。而且我发现,
人(包括我自己和家人)对刚逝去的历史(日常生活史、家史、村史、地方史)所知也不多,
且多是片断的、飘忽的、非逻辑性的。究其原因,一是生活和社会形态变化频繁,
人的记忆产生错乱;二是生活中有股不提倡甚至摧毁记忆的风气,
或人为地强化某种矫情性的“记忆”,
这种被强化的内容及记忆由于缺乏真正的人性和常识基础,当时代新变,
一度所强调的内容速朽,它就急剧地消失,人们反而能记起更久远的东西。原来,
这种“更久远的东西”也是数十年数百年入脑入心,富有人性人情,
积淀成乡村基本伦理的东西。
过往时代的文人写史或咏怀(以司马迁历史精神为圭臬)都不由自主地维护并张扬这种质素。
所谓文化传统,就是这样形成的。在我梳理1697年版《上犹县志》的过程中,
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当时主流文化的标志“县志”(尽管因编纂、木刻之难,
印数即受众极为有限)。志书对坊间的影响是巨大的,乡村知识阶层的传递作用十分明显。
有》《恍惚远行》《旷野黄花》《父兮生我》《抵达昨日之河》《别人的太阳》等长篇小说,
我沿着一个又一个村子,感觉自己一步步走进上犹历史的深处。
在突发而至的催促下(如为政协文史资料撰文),
不期然又连续进行了大篇幅非虚构的长篇文化纪实的写作(如《世纪之交的上犹客家魂》),
我就直接接触到上犹历史及文化传统,不但有物化(如书院、寺庙、古桥、旧居)的,
更有人的活动、人的精神状态的追溯,数年下来略有收获。
同时我对上犹的史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
我的“田野作业”也就体现为对上犹典籍历史的探寻与辨识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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